中国大陆文化沙漠的起源

——从《延讲》谈起

1942年5月2日，中共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5月23日，毛氏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两次发言整理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该讲话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共指导文艺创作的指导纲领，更成为悬在当代文学头顶的一把利剑，其对中国大陆文化生态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

《延讲》出现的大背景是1942年2月初即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氏欲借此肃清在知识分子间盛行的自由风气，使他们悉数成为革命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讲话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表明中共力图使文艺服务于政治，并使文艺的工具功能扩大化。将文艺的基本方向确定为“工农兵方向”带来的后果是，作家只能也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要达到此要求，作家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审美标准与创作个性，创作出在艺术上表现为通俗易懂、能够为大众广泛接受的作品。此类作品当然是允许存在的，但要用“通俗易懂”来彻底抽空文学的审美性与作家的个性，这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违背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延讲》造成的另一后果是，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标准（正确）上升为文艺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则是对这一标准的强制性的突出展示。此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直指中共的各种弊端，这让毛氏等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忧虑，彻底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在他看来势在必行，因而，出现竭力限制作家创作题材的行为便不足为奇了；但是，毛氏深知如此并不能斩草除根，必须从根本上否定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性，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氏在讲话中不作任何逻辑推理，硬往知识分子头上“扣帽子”——“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荒唐至极的结论使知识分子背负了原罪，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借口，如此做法与文革期间割掉张志新的喉咙拉出去枪毙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

毛氏深知讲话仅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因而还必须开动残酷的镇压机器进行政治迫害：对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等级制度的王实味，毛氏授意中共特务头子康生以“审干”为借口肆意残害，并亲自将其定性为托派分子（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是应该“被孤立的极少数”，到1947年中共撤离之际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杀死后，其尸体被剁成碎片，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吾以为毛氏残暴个性的集中展示至少可以追溯至此（是否为1926年在江西发生的“肃AB团”尚待讨论）。毛氏还深谙舆论的重要作用，他利用宣传机器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辅以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这对身处于那个时空的人们所形成的震慑作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犬儒病”的积习，沦落到对毛氏、对政治俯首贴耳的地步，至于从民国走过来的、愿意坚持独立人格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要么郁郁而终，要么死于惨烈的自杀（软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呜呼哀哉。

在一个缺少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抑或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没有发言权的社会，文化沙漠化的趋势实在是在所难免，“八个样板戏八亿人看八年”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观今日大陆，不是还有“向绞架顶礼的100位文化班头”吗？（《铁凝王蒙等百名文艺家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详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28/14869452_0.shtml）我们深知中国大陆文化沙漠化的趋势并没有停止，但在革命的总发条彻底松动，传统的党国意识形态基本瓦解的背景下，借力于自媒体，这一趋势确有减缓甚至扭转的可能，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

告别神坛上的“领袖”

——评尤金•尤奈斯库的《领袖》

尤金•尤奈斯库在独幕剧《领袖》中，通过混乱、简单的情节向读者演绎了一场荒诞却发人深省的戏剧，戏剧的荒诞揭示的则是现实之觞，究竟是何种神秘的力量使人陷入狂热的崇拜与手足无措的无奈？

纵观全剧，报幕员、男青年、女青年、男崇拜者、女崇拜者戏份固然很多，但不难看出，那千呼万唤终不见头颅的领袖才是全剧的幕后操控者，他的一举一动推动着全剧的前行，他的一举一动牵引着剧中其他人，包括观众的神经，神坛上的领袖充分显示了操纵他人的无所不能的力量。崇拜者忽而追寻着领袖的足迹，狂热地四处奔跑；忽而似信徒般匍匐在领袖脚下做着虔诚的礼拜，等待着领袖的摸顶。透过剧中男、女崇拜者的狂热表现，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行动其实已被宗教化。狂热的崇拜者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极为简单而夸张，不管这情感是好是坏，一旦它表现出来，通过暗示和传染得以非常迅速的传播，因而当报幕员说出“因为他是天才，他不需要头”时，不久前自我情感还表现无比强烈的男青年会坚定地回答出“完全正确”，透过男青年的转变，我们看见狂热有效地推翻了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而且这种推翻又释放出新的激情，同时清晰可见的还有“自我疏离几乎总是在强烈激情的气氛中进行”；而崇拜者简单而夸张的情感所造成的后果是，它对怀疑会嗤之以鼻，它就像女人一样，一下子即会陷入极端，心生厌恶或有反对意见，如果是发生在孤立的个人身上，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力量，因而当女崇拜者发出“怎……怎……怎么这领袖没有头”这一疑问时，报幕员会报以她“因为他是天才，他不需要头”，到此，报幕员作为造神运动吹鼓手、宣传家的角色显露无遗，他向场上的崇拜者和场下的观众传达着领袖的一举一动，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与纳粹德国时期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类似，由于他呼应了崇拜者内心深处的感情，因而长驱直入那些本来就打开的心扉，他的鼓动将崇拜者心中业已续续成熟的意见和情绪引发至了沸腾翻滚的程度，此时崇拜者就不仅仅再是一群紧密无间、无所畏惧的追随者了。

领袖需要狂热的崇拜者，因为崇拜者作为同质的可塑体可任其随意形塑，而伴随狂热而来的盲目则是崇拜者力量的源泉，同时也是他们智力贫瘠与情绪单调的原因；狂热可以有最荒谬的体现——重复一句口号、一句话或佩戴一枚徽章，“领袖万岁”在剧中人口中不断重复即是体现。埃里克·霍弗在其经典之作《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中指出“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但残酷的现实无数次告诫我们，野心家通常会利用崇拜者的狂热以期达到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达成这目的，野心家及其追随者、崇拜者都会不择手段。1967年，蒯大富率领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智擒王光美”，当时曾经轰动全国，他们诈称刘平平因为被车压断腿需要截止，把刘少奇夫妇骗到医院，然后再把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去批斗，当时蒯大富曾经非常得意地说：“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这与剧中报幕员那令人汗颜的谎言“因为他是天才，他不需要头”是何其相似，戏剧活脱脱是在演绎现实的疯狂。剧中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报幕员的下场，但蒯大富作茧自缚，很快便滑入毁灭的深渊的下场，实在耐人寻味，造神所带来的后果是毁灭包括领袖、革命同行者及信徒在内的所有人，但吾以为任何以人命为代价的运动确乎是反人类的。

我读尤金•尤奈斯库的独幕剧《领袖》更多地愿意关照现实，在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大地上，它的价值显而易见，它所具备的思想深度与人文关怀理念于我确有醍醐灌顶之感；对于个体而言，当狂热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同时，只有跟自我妥协才可能够对世界保持冷静态度。

最后，我愿意用朱学勤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接受采访时所谈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短文：“我看牛虻对蒙泰尼里的那种痛彻心扉的控诉，在控诉之中含有一定的感情，希望能够促使蒙泰尼里能够反省，但他也知道这种反省是不可能的事。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年轻时候所接受的革命文化，它吸引我的是什么，最后我放弃它又是什么。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那种‘道德美感’，而在我们像亚瑟这样反省自己年轻时受到的欺骗，受到的愚弄的时候，让我想起我的‘红衣主教’，想起我们自己和‘党文化’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像亚瑟和蒙泰尼里最后告别时的那种心理感受，我要目送我的‘红衣主教’远去......”

注：本文参考了《乌合之众》（法，古斯塔夫·勒庞）和《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的部分观点（美，埃里克·霍弗），亦曾以《告别神坛上的“领袖” ——由<狂热分子>说开去》为题在豆瓣发布过。1945年的今天，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自杀，念旧事、读旧文，别是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