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文化沙漠的起源

——从《延讲》谈起

1942年5月2日，中共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5月23日，毛氏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两次发言整理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该讲话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共指导文艺创作的指导纲领，更成为悬在当代文学头顶的一把利剑，其对中国大陆文化生态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

《延讲》出现的大背景是1942年2月初即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氏欲借此肃清在知识分子间盛行的自由风气，使他们悉数成为革命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讲话指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表明中共力图使文艺服务于政治，并使文艺的工具功能扩大化。将文艺的基本方向确定为“工农兵方向”带来的后果是，作家只能也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要达到此要求，作家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审美标准与创作个性，创作出在艺术上表现为通俗易懂、能够为大众广泛接受的作品。此类作品当然是允许存在的，但要用“通俗易懂”来彻底抽空文学的审美性与作家的个性，这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违背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延讲》造成的另一后果是，文艺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政治标准（正确）上升为文艺的唯一标准，“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则是对这一标准的强制性的突出展示。此前，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直指中共的各种弊端，这让毛氏等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忧虑，彻底扼杀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在他看来势在必行，因而，出现竭力限制作家创作题材的行为便不足为奇了；但是，毛氏深知如此并不能斩草除根，必须从根本上否定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性，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氏在讲话中不作任何逻辑推理，硬往知识分子头上“扣帽子”——“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荒唐至极的结论使知识分子背负了原罪，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借口，如此做法与文革期间割掉张志新的喉咙拉出去枪毙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

毛氏深知讲话仅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因而还必须开动残酷的镇压机器进行政治迫害：对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等级制度的王实味，毛氏授意中共特务头子康生以“审干”为借口肆意残害，并亲自将其定性为托派分子（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是应该“被孤立的极少数”，到1947年中共撤离之际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杀死后，其尸体被剁成碎片，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吾以为毛氏残暴个性的集中展示至少可以追溯至此（是否为1926年在江西发生的“肃AB团”尚待讨论）。毛氏还深谙舆论的重要作用，他利用宣传机器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辅以发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这对身处于那个时空的人们所形成的震慑作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犬儒病”的积习，沦落到对毛氏、对政治俯首贴耳的地步，至于从民国走过来的、愿意坚持独立人格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要么郁郁而终，要么死于惨烈的自杀（软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呜呼哀哉。

在一个缺少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抑或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没有发言权的社会，文化沙漠化的趋势实在是在所难免，“八个样板戏八亿人看八年”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观今日大陆，不是还有“向绞架顶礼的100位文化班头”吗？（《铁凝王蒙等百名文艺家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详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5/28/14869452_0.shtml）我们深知中国大陆文化沙漠化的趋势并没有停止，但在革命的总发条彻底松动，传统的党国意识形态基本瓦解的背景下，借力于自媒体，这一趋势确有减缓甚至扭转的可能，可以预见的是，这将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